很快，他對臺灣產生了濃厚的興趣，覺得人非常好；
當時，經常有一些氣球飛過來撒傳單，像下雪一樣。
他撿起了一張大陸宣傳單（至今保存），激發了到海峽對岸的大陸去看一看的好奇心。
“以前我都沒有想過，海峽對岸是什么樣的人，現在我很想看一看中國的其他地方。”
那時候，西方的媒體已經開始洗腦宣傳，對中國的抨擊和偏見占領了高地；
但是，那張從天而降的宣傳單以及維廉的個人所見，讓他第一次學會了獨立思考：“我們為什么要對中國懷有敵意?”
為了給心中的問號找到答案，他自己私下學了很多亞洲歷史，發現了西方列強在中國胡作非為的記錄，大吃一驚。
“不是因為他們懶、笨或窮……是西方人的入侵打亂了這一切。”
潘維廉在中國臺灣
后來，維廉又到東南亞其他國家駐扎，但一直沒忘了中國，希望有機會好好學習漢語。
1980年他退伍后，開始計劃“中國行”，到中國去，一探究竟。
維廉的家人朋友是拒絕的，放著好日子不過，非要到一個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做什么？
更何況維廉從小就向往成為企業家，現在擔任一家美國證券公司的總裁， 年薪70多萬美金，說放棄就放棄，聽起來很荒唐幼稚。
但維廉的冒險精神在牽引著他前行；八歲時，他就向澳大利亞使館表示，想去澳大利亞看看，使館回復他，“歡迎歡迎！”
這一次，他也沒有放棄。
1988年，32歲的他賣掉了公司，帶著妻子蘇珊和兩個還在嘬手的兒子來到了中國東南沿海城市——廈門。
1988年，潘維廉一家在廈門港
剛踏上中國大陸的時候，他著實“吃了一驚”：
80年代的中國處于改革開放的初期，還在實行糧票制度，他作為外國人，沒有資格領，只得靠鄰居們的接濟，東拼西湊地維生；
街上沒有出租車，只有1、2、3路公交車和人力三輪車，并且經常斷水、斷電，生活條件令人堪憂；
水管里流出的自來水是咖啡色的，喝完一家人鬧了好幾天肚子，只得自己制作簡易過濾工具，材料是絲！襪！
老潘不得不抗水到住處，作為生活用水。
那時候中國人家里沒有像樣的浴室，想洗澡只能去公共澡堂；
他曾目睹校長穿著睡衣走過一棟樓，便知道他正走在洗浴的路上。
生活上的挑戰、小尷尬，并沒有熄滅他與中國的緣分。
左鄰右舍經常邀請他們一家過節，吃團圓飯，家庭聚會，他結識了很多“親人”。
短短一年時間，他從廈門大學管理學院學通了漢語，并成為了該校應聘的首位外籍MBA教師！
MBA課程對中國來說，是“洋貨”，教育資源還很短缺，跟不上時代步伐；他便自己操刀，融合國外的先進理念，編寫教材為學生授課。
可以說，他為中國本土的MBA教育的發展做出了杰出貢獻。
當時他的工資是每月90美金，合人民幣570元，和他在美國開公司沒法比，但他樂在其中，一干就是半輩子。
潘維廉在上課
工作之余，他用三輪車拉著全家人漫游廈門，與當地民眾交流，了解城市的文化和歷史。
他注意到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人們生活水平越來越好，廈門的經濟在快速發展，城市綠化也做得越來越好。
1992年，潘維廉做出一個“驚人”舉動——申請中國綠卡。
那時候，福建可還沒有外籍人士獲得綠卡，老潘成了第一個。
90年代，中國的出國留學潮開始興起，他見很多學生腦子里期待著出國，他用實際行動告訴他們，“世界的經濟中心，不在國外，在中國”。
“不管他們做了什么決定，我都會終身留在這里。”
1994年，有幾位“中國專家”給老潘寫信，說他不應該盲目夸贊中國，因為他所在地是經濟發達的廈門，內地還很蕭條。
為了親眼證實這一點，“冒險王”的靈魂又被激活了：
“我不要相信媒體的報道，我要親自看一看！”
他買了一輛15座的面包車，改裝了一下，吃睡都在車上，這就啟程了！
1994年，他帶著家人自駕游4萬公里，歷經3個月，游覽了全國一半的省份，特別是寧夏、青海等西部貧困地區。
給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寧夏。
“非常偏僻，很窮！但是他們琢磨出了很多新的出路，拉電，建學校，建醫院……國家把環境治理好了，讓老百姓自己去找賺錢的方法，這樣很棒。” 他說。
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，再寫作萬卷書。
老潘把從1988年以來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，寫成了一本書，《我不見外——老潘的中國來信》，中英文都有出版。
他把這本書寄給了習近平主席，得到了習主席的回信！
“你把人生寶貴的時光獻給了中國的教育事業，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見證者。這份濃濃的廈門情、中國情，讓我很感動。”
主席也按照老潘的口吻秀了一把：“這種‘不見外’，我很欣賞！”
老潘不僅忙于教學工作，還走向了更廣闊的舞臺，致力于廈門和中國的外交宣傳。
他給家人寫了不下1500封信，用英文記錄了中國的文化，精心繪制英文漫畫，讓外國人看懂中國的美好。
鼓浪嶼申遺，宣傳大使，廈門“城市花園”建設的申請……都有他的功勞。
1999年，他獲得了“廈門榮譽市民”稱號。
他曾經歷過三次全國人口普查，兩次參加國慶觀禮。
他珍貴的圖畫日記本，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縮影。
2019年，潘維廉被選為“感動中國十大人物”。
“打開心扉，擁抱過就有了默契；放下偏見，太平洋就不算距離；家鄉的信中寫下你的中國，字里行間讀得出你的深情。”
“遙遠來，永久住，深刻愛。我們都喜歡你這種‘不見外’！”
“廈門下一個四十年建設，還有我”
2004年他回到美國探親，一向嚴肅的父親卻緊緊抱住他，說：“我很慶幸你去了中國。我為你感到驕傲！”
父親很自責，當年強烈反對他的決定。
現在，潘維廉的兩個兒子已經長大成人、成家，其中一位學醫，在非洲進行人道主義援助。
子孫滿堂，和和美美。
然而，今年2月10日，妻子蘇珊突發心臟病去世了。
老潘悲痛不已。兩人因喜愛中國結緣，相偎相依，走了一條不同尋常的路。
她是老潘“最好的朋友”，沒有她，老潘可能在異國他鄉堅持不了這么多年。
在老潘家，最醒目的就是有關廈門文化的書籍。
“他們都說閩南人很好客，其實當你讀讀歷史，就會發現，這是有根源的——這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。”
廈門大學管理學院的教授說，“潘維廉比我還‘廈門’，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比我還深刻！”
老潘則笑稱：“我是第一個定居廈門的外國人嗎？不，700年前也有！”
他的桌子上放著一個孫悟空，因為他屬猴，特別喜歡猴子。
他說：“我88年來到廈門，本打算只待個一兩年，結果這一來，就再沒有舍得走。”
“我還想參與廈門下一個四十年的建設。”
“我會在這里待一輩子。”
“紐約不是我的家，中國才是”
很多外國人參與了新中國的建設，評選出來的“十大功勛外教”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
吳雪麗（Shiley Wood）出生在美國，二戰后隨中國丈夫來到中國，1953年開始在河南大學任教，至今已50多年，教過3300多名本碩博生。
她曾受國務院邀請，到人大會議上翻譯文件，提出許多新詞的譯法，為我國翻譯事業做出了貢獻，周總理親自批準加入中國國籍。
而今，她的丈夫已去世，她也是85歲高齡；
有人問她，是否想過“落葉歸根”，回到美國，她的回答是：“我的丈夫在這里去世，孩子在這里出生；美國不是我的家，中國才是。”
戴偉（David G. Evans），英國人，和老潘一樣，80年代第一次來到中國后，決定留在中國發展，辭去美國大學的工作，成為北京化工大學的老師；
同時，他致力于中國與西方的外交工作，促進中英合作，英國皇室頒發給他“大英帝國勛章”中的“官佐勛章”，他還獲得中國政府的“友誼獎”。
也不能忘記將畢生全部經濟學著作捐給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威廉姆·霍文克（Willem Houwink），他斥資建設霍文克金融模擬實驗室，對80年代的中國教育事業產生了革命性的巨大影響。
讓多雷（Jean Dorey），法國里昂中央理工大學前校長，2005年在建立了中國第一所采用法國工程師教育模式的“中法工程師學院”。
他引入法國的工程師教學管理方法，結合兩國的長處和資源，為中國培養人才做出了貢獻，獲得2009年中國政府“友誼獎”。
在中國最困難的時候，他們選擇了中國，成為了拓荒者；
在動亂時代，他們堅守在崗位上，沒有離開；
在語言不通、意識形態不同的陌生土地上，保持開放的胸懷，拼搏努力，扎下根基；
富裕和平的年代來臨，他們仍然不忘初心，繼續陪同中國人一起成長。
他們的一生，詮釋了什么叫“心的方向，就是家”。
